事情得從德國學者卡爾·曼海姆在1929年發表的《意識形態和烏托邦》一書說起。在那本書里，曼海姆把科學定義為有關事實的既客觀又可靠的知識，而把意識形態定義成關于社會價值和道德價值的某種隨意判斷。二戰以后，西方學者貝爾、利普塞特、波普、阿隆等人進一步發揮了曼海姆的理論，鼓吹說意識形態意味著肯定已經沒落的政治狂熱，他們特別用意識形態的沒落去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衰落：認為隨著發達資本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緩和化，階級對抗已經消失，意識形態已經沒有了立足之地，已經到了“意識形態終結”的時刻，于是他們就掀起了“非意識形態化”的浪潮。西方國家社會民主黨綱領中的世界觀中立、指導思想多元化，就是在這種“非意識形態化”浪潮的強烈影響下出現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家艾希勒說：“總而言之，在非意識形態化的口號下，人們認清了這樣一個問題，黨拋棄了教條式地依賴于某種政治目標的嚴正理論，在綱領中反映出來的非意識形態化，確實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發生了”。（艾希勒：《民主社會主義導言》，第122頁）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奧倫豪爾在1959年11月的哥德斯堡代表大會上說：“要求我們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綱領原則，作為我們1959年基本綱領的觀點”，那么“我們在短期內就會變成失去任何政治影響的宗派”；（《社會黨國際通訊》1959年第48期）法國社會黨的保羅·拉馬第則說：“到了1958年，信仰馬克思主義已經不是社會主義的特點了”，因為“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了”，現在的資本主義也“與馬克思熟悉和研究過的私有資本主義再也不會發生任何關系”了。（《社會黨國際通訊》第21－22期）

為什么在后來，如德國社會民主黨在1986年的綱領中，又要重提馬克思主義，說“歐洲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想根源是人道主義哲學，基督教，馬克思的歷史和社會學說，工人運動的經驗”；法國總統密特朗在1972年的社會黨政府綱領序言中指出：“社會黨不受任何教條的約束，擺脫官方的學說，然而，馬克思主義是它的理論基礎”。（法國《改變生活、社會、政府綱領》，第8頁）為什么又會發生這種變化呢？原因在于，非意識形態化浪潮在西方流行了一段時期以后，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遇到了以法國的“五月風暴”為代表的西方新左派青年的社會抗議運動，越來越站不住腳。因為這種社會抗議運動的爆發其本身就說明了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不僅剝削和被剝削的矛盾依然存在，而且隨著決策權日益集中在極少數技術統治論精英手中，所有部門的廣大群眾都在經歷著一種社會反常狀態和異化的感覺，意識形態的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強了。什么“意識形態終結”論，什么“非意識形態化”論，在事實面前統統碰壁破產了。于是，貝爾、利普塞特等人不得不拋棄這一理論，轉而提出“重新意識形態化”或“再意識形態化”的口號，揚言要制定出一種能夠吸引群眾、同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相抗衡的意識形態和理論來。20世紀70年代初，正是資本主義生產進入持續衰退、社會民主黨執政的政府表現出無法擺脫危機的時候，于是，在這種“重新意識形態化”的浪潮的影響下，一些社會民主黨人也要求認真研究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想理論和政策，作出必要的改變，以適應資本主義危機加深、階級斗爭尖銳化的形勢。由于西方許多國家的社會民主黨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吸收了為數頗多的新左派大學生和知識分子，他們對于黨的右翼領導推行的機會主義路線和實踐持批判態度，這就迫使社會民主黨的領導在重新意識形態化的黨內左右兩翼的激烈爭論中持一種折衷的態度，重提馬克思主義而又按照民主社會主義的面貌去重塑馬克思主義，如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拉特曼在《馬克思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一文中就說：“原來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就是人道的、自由的和民主的社會主義”。（《新社會》雜志1972年第8期）

然而，在社會民主黨的綱領中，只字不提馬克思主義也罷，還是有時還要提到馬克思主義也罷，無論發生什么變化，反正馬克思主義已經不再是社會民主黨的指導思想了，而有時它之所以還要適應于形勢變化的需要，重提一下馬克思主義，那是因為事情正如英國《經濟學家》雜志早在1954年3月號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是“由于害怕共產黨人在知識分子和工人中間成為馬克思威信的唯一繼承人”。（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哲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