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擴張型”和“出口導向型”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顯著特征

一般來說，一國或地區的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投資、出口與內需。因此，人們往往將投資需求、出口需求與消費需求統稱為經濟增長的三大“發動機”。但中國經濟增長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奇跡，則主要依賴于投資驅動與出口拉動。

投資驅動增長是過去從蘇聯引進的模式，在計劃經濟下是非常普遍的做法，起初的動因是國家工業化戰略。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以后，這一模式事實上未發生根本轉變。長期的投資擴張，在拉動GDP高速增長的同時，導致產業結構的演進與變遷已經形成了明顯的“工業增長偏好”的路徑依賴和消費與需求的不足。為了解決因市場容量約束引發的問題，在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又向東亞國家學來了出口導向的增長模式。即，過度投資形成的過剩產能，以大量出口廉價制造品的形式加以釋放，以此來維持較高的經濟增長。

于是，“資本擴張型”和“出口導向型”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兩個顯著特征。

我國經濟增長的特征是一系列制度安排作用的結果

上述增長特征，是一系列制度安排、作用的結果：

(1)財政包干與分稅制的激勵。從1980年開始的財政分權改革到1994年實行的財政“分灶”體制(分稅制)，有著特別的制度激勵。分稅制改革之前，地方財政收入在總財政收入中的比重接近80%，分稅制改革后，迅速下降到45%左右。而地方財政支出的比重則從1978年的52.6%上升到2007年的76.9%。“財權上移”、“事權留置”，形成了地方財政收入和支出間的巨大缺口。在行政等級、政績考核、事權問責、任期制度等政府治理制度背景下，彌補缺口成為了地方政府的基本沖動，于是，地方政府將經濟目標———財政收入放在了重要的位置。

(2)稅制本身的制度激勵。各級政府的主要預算內財政收入，大概一半以上來自生產型的增值稅，即稅收的多少是跟產值的多少直接聯系在一起的，這就使得各級政府官員通過手里掌握的配置資源的權力(對重要資源的壟斷與管制：如土地、礦藏等)，大量投入資源，努力招商引資，極力追求產值的增長。

(3)由于政績的考核及其干部的任期制度，導致了政府行為的短期化與預期不足，因此，追求GDP的數量擴張與粗放的“工業增長偏好”，成為其內在沖動。

(4)招商引資的競爭。由于GDP的增長依賴于投資與出口，所以“招商引資”成為政府的重要工作，且成效的高低與所提供的“優惠條件”密切相關。于是，地方政府追求GDP的增長轉化為優惠條件的“區際競爭”，且這一競爭因政府行為短期化以及對企業進入“快見成效”的渴望進一步“加劇”。

(5)“優惠條件”引發的增長路徑。優惠條件競爭導致了政府競相提供廉價資源及其他低門檻準入。包括：一是提供大量廉價的勞動力，而低勞保、低工資又加劇了購買力不足，鼓勵出口成為被迫選擇。二是提供廉價的原料性自然資源以及土地資源，包括“低地價”甚至“零地價”，于是“區際競爭”又轉化為對農地的侵蝕及其租金享益的“競賽”，進而導致了資源的浪費與環境的破壞。

(6)預算外財政收入則依賴于獲取“征地價格剪刀差”，從而進一步使土地掠奪與占用在已有的經濟增長路徑依賴下雪上加霜。于是，“低價征用農地———土地廉價出讓———招商引資———增加產值———謀求政績與財政收入”以及“壟斷土地一級市場———拍賣優質土地吸引開發商———獲取土地轉讓費以及房地產開發稅費”成為了兩條并行的邏輯鏈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