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腐敗“零容忍”的要求推進反腐倡廉建設

在我國實現腐敗“零容忍”，應當探索黨的政治優勢與人類政治文明的契合點，大膽開拓廉政建設的新路。

首先，既要堅持黨的領導，又要引入政治競爭機制。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領導力量，是振興中華民族的政治保證。堅持黨的領導是不可動搖的原則。但是，堅持黨的領導并不意味著消滅政治競爭。蘇共堅持黨的領導是正確的，但他們把黨的領導絕對化，排斥了政治競爭，形成了黨對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壟斷。在蘇共的領導體制下，黨組織的領導就是書記的領導，家長制充斥黨內政治生活，從而為黨內腐敗創造了制度條件。歷史早已證明，個人的高度集權往往是黨內腐敗的土壤和條件。如何在堅持黨的領導的前提下有效推進反腐敗斗爭？拓展政治競爭機制是一個重要路徑。我們不能也不必搞政黨競爭，但可以開展干部個體之間的政治競爭。因為干部個體之間的政治競爭可以消除個人對權力的壟斷，改變黨內腐敗的制度環境。在政治競爭的環境中，黨組織可以用自己的政治資源推薦干部，但應把選擇權交給人民。人民絕不會把腐敗分子推上權力的舞臺。目前，我國群眾對腐敗分子的“沉默”，不是政治意識的喪失，而是無法用手中的權力更替干部。因此，我們黨要發展黨內民主，以黨內民主推動社會民主，擴大公推直選，把“黨管干部”與人民的選擇統一起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人民不應當是政治的被動接受者，而應當是政治的積極參與者。當人民有權選擇或罷免領導干部的時候，就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腐敗的土壤和條件。

其次，既要維護紀委的權威，又要構建權力制衡體系。權力具有無限的擴張性。孟德斯鳩指出，權力總要被官員使用到邊界為止。因此，要遏制腐敗，必須對權力實行有效的制衡。權力制衡的關鍵是構建合理的權力關系，使權力之間能夠相互監督。三權分立的權力制衡模式盡管不適合中國，但可以給我們有益的啟示。一般而言，權力的制約需要兩個條件：一是監督者與被監督者在利益上實現分離；二是監督者與被監督者的權力具有對等性。目前，黨的監督體制的主要弊端就是監督者與被監督者在利益上有鏈接，權力上也不對等。因此，構建權力的制衡關系，首先要改革黨內的監督體制，把紀委從同級黨委的“領導下”解放出來。歷史已經證明，黨內監督的雙重領導體制無助于實現腐敗的“零容忍”。據報道，近年來，四川省南溪縣對鄉鎮的紀委體制進行了改革，撤銷了鄉鎮紀委。在那里，由縣委直接派駐的紀委會監督數個鄉鎮的領導干部。這樣，紀委會在利益上與當地官員實行了分離，在監督權上實現了對鄉鎮領導干部的有力制約。這一體制實施一年多以來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可見，黨的監督體制改革必須引入權力制衡機制，要對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進行分離，給予紀律檢查機關獨立的調查權、偵查權、詢問權、帳戶財產凍結權、警戒提醒權、官員評議建議權、傳訊權和監控權。只有這樣，黨內的監督機制才能真正有效運轉起來。當然，黨的獨立的監督機關也應當受到監督。根據我們黨的組織原則，黨的代表大會對黨的監督機關實施監督。黨的紀律監察機關應當定期向黨代會報告工作，向黨的代表大會負責。

再次，既要強化黨內的宗旨教育，又要推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加強宗旨教育，是我們黨加強反腐倡廉建設的傳統經驗，也是一個重要的手段。但應當清醒地看到，黨內的宗旨教育固然能夠有效地預防腐敗，但健全制度還是第一位的。教育的作用取決于主體的自覺，而制度的力量能使腐敗的主體失去腐敗的可能性。預防腐敗的制度有多種，但最根本的還是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建立了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因而廉政建設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實踐證明，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是實現腐敗“零容忍”十分有效的手段。如果官員申報了財產，腐敗就會立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芬蘭，官員不僅依法申報財產，稅務部門也要跟蹤官員家庭的財產收入。當一個官員申報的財產與實際收入不相吻合時，就要說明財產來源的正當性，否則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我國在10多年前就準備推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但由于種種復雜的原因而未能實施。我們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除了法律和政策規定的利益以外沒有任何私利，因而共產黨人是最不怕財產申報的。但是為什么當前推行財產申報制度存在“梗阻”？筆者認為，重要原因是一些領導干部存有說不清、道不明的財產。實事求是地說，不少領導干部的財產是通過當時的合法政策獲得的。他們利用了我國廉政條例滯后于形勢發展的機會，獲得了一定的財富。對這些財產的公布，不少干部確實比較敏感。所以，當前推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面臨著兩難選擇：如果全面推行財產申報制度，就可能帶來政治穩定的問題；反之，腐敗“零容忍”就永遠難以實現。面對這一難題，我們既要照顧實際情況，又要大膽實施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筆者認為，應在新提拔的領導干部中率先推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凡是不愿自覺申報財產的干部一律不準提拔。如是堅持若干年，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就在我國建立起來了，腐敗“零容忍”也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