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就業形勢不容樂觀，社會保障迫切需要深化體制改革和加快制度整合

可以預測，未來15年之內，我國勞動力供給總量仍將逐年上升，其中到2013年城鄉勞動人口達到峰值10億人左右，到2025年前后才會逐年下降。今后若干年內，每年城鎮新增勞動力供給大致穩定在2200萬—2400萬人；如果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8%左右，大致每年可新增就業崗位800萬—1000萬個；這樣，每年勞動力供大于求缺口在1200萬—1400萬人。其中，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尤為嚴峻。2009年高校畢業生為611萬人，2010年為652萬人，2011年激增為758萬人， 2012—2015年每年持續在700萬人以上，整個“十二五”期間，總共將有超過3500萬高校畢業生需要就業。同時，每年還有中職畢業生約600萬人，未升學初、高中畢業生約200萬人，農轉非約250萬人，復轉軍人約50萬人，下崗失業職工也有相當數量。再有一個十分龐大的就業群體就是農民工，每年大致有1.5億人，預計到“十二五”期末可達1.7億人。這些都說明，城鎮就業供大于求的總量矛盾十分突出，還有勞動力素質、人力資源結構與經濟社會發展不相適應的結構性矛盾也不容忽視。總之，就業形勢長期不容樂觀，必須把擴大就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社會保障方面目前的最大問題，是制度體系零亂繁雜、覆蓋面窄、保障水平不高。雖然我國現有的各種社會保障制度和項目累計超過30種，其中，養老保障方面有分別適用城鎮企業職工、事業單位職工、機關工作人員、農民工、被征地農民、農民等不同群體的不同制度安排，醫療保障方面有分別適用城鎮職工、城鎮居民、農民、機關工作人員等不同群體的不同制度安排等。但總體上看，國民中享有基本而有效的社會保障的人群不足四成。農民、農民工、被征地農民、城市無業居民和城鄉殘疾人等群體的社會保障基本缺失。應該看到，社會保障不僅是經濟危機條件下消除民眾恐懼、安定人心、維護社會長治久安的重要舉措，而且對于拉動消費、遏制衰退、刺激經濟復蘇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19世紀70年代德國的經濟危機，20世紀30年代美國的經濟大蕭條，分別促成兩國建立起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并最終幫助兩國戰勝蕭條、走出經濟泥淖。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長達10多年的經濟停滯期間，國民仍能保持很高的生活水準，社會保障體系功不可沒。目前我國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已經初步建立，“十二五”期間要重點深化改革、整合制度、完善體系。

四、政府改革和自身建設滯后的問題更加突出，迫切要求加快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

到目前為止，在經濟、社會和行政管理三大體制改革中，社會體制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相對滯后。“十二五”期間，要著力解決行政管理體制與經濟社會發展不相適應的突出問題，基本建成法治政府、責任政府、廉潔政府和服務型政府，初步形成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的基本框架。

一是政府職能轉變仍不到位。公共服務總量不足、結構不合理的問題依然突出。現在，我國公共服務資源配置不合理、不公平，城鄉之間不均衡，農村明顯落后于城市；地區之間不均衡，中西部地區明顯落后于東部地區；不同公共服務領域之間不均衡，如基本醫療服務覆蓋面明顯低于義務教育覆蓋面；不同社會群體之間不均衡，流動人口享受的公共服務大大低于戶籍人口，城市大醫院、城市重點學校等集中了過高比例的公共資源。社會管理體制滯后、水平不高的問題比較突出。因此，“十二五”期間，要著力提高公共服務的總量，著力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要加快建立健全公平公正、惠及全民、水平適度、可持續發展的公共服務體系；進一步完善公共財政制度，合理調整支出結構，加大財政對教育、衛生、文化、就業、社會保障、公共安全、生態環境保護、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投入力度；逐步放寬對非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的市場準入和投資限制；形成政府主導、社會力量參與、相關產業發展的公共服務供給格局。

二是行政成本日益膨脹。主要原因是機構編制膨脹、公務消費缺乏有效約束、政府支出不公開透明、財政體制改革滯后、對預算執行的監督不到位等。要努力降低行政成本，建設節約型機關。重點是控制樓堂館所建設，推進公務接待、公車使用、公款出國三項制度改革。

三是社會各領域的行政化傾向日益嚴重。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推進壟斷行業改革。全面推進事業單位改革，切斷行政機關與事業單位的直接行政隸屬關系和利益連帶關系，形成基本服務優先、服務公平公正、供給水平適度、布局結構合理的現代公益服務體系。

四是反腐敗斗爭的形勢依然嚴峻。必須加快推進政府改革和自身建設，尤其要加快建設法治政府。法治政府的實質不僅是依法辦事，更重要的是維護整個社會的公平正義。要加強和改進立法工作，提高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度，堅決消除行政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的傾向。進一步理順行政執法體制，規范行政執法行為，切實解決粗暴執法、與民爭利等問題。健全政府責任體系，推行以行政首長為重點的行政問責制。完善行政監督機制，形成行政系統內部監督、專門機構監督、新聞輿論監督、人民群眾監督相結合的監督體系。（作者：國務院政策研究室社會司副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