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思想傳統、情感傾向和心理結構上的認同與重合是馬克思主義被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群體普遍接受的內因。從而迅速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即產生了毛澤東思想，將一個一盤散沙的中國高度地凝聚起來，掀起了一場浩大的社會革命。這場社會革命的意義在中國的歷史上實在非比尋常，比如地主和資本階層消失帶來的社會平等、婦女地位的提升、土地革命等。這種能量也體現在建國之初雖然百廢待興，卻能在境外和當時最強大的美國打成平手。一改一百多年來中國積弱不振的國際形象。

然而西式的民主在中國卻是走了一條先揚后棄的道路。西式民主之所以能夠在清末和民國被接受，還是源于中國的實用理性。西方列強英、美、法等國的制度以及日本效仿西方迅速崛起的實例，都使得中國上下認為只有立憲或共和才能救中國。但是也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當民國的各種理想中的憲政制度依舊被袁世凱、曹錕等前清權貴玩弄于股掌間的時候，擁有實用理性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迅速對它失去了信心。

西式民主在中國的失敗有很多原因，比如實行條件的苛刻。要實行議會制民主，首先要進行人口普查，以確定各省的名額。然而，中國第一次實現人口普查是1953年新中國成立之后的事情。在清末和民國舉行的幾次選舉，都是估計出來的人數，基礎就存在先天的不足。其次，實行民主就要成立政黨，這和中國“君子不黨”的政治傳統相背離。更為重要的是，這種競爭性的政黨政治，在中國根本就沒有土壤。中國傳統政治思想認為，權力如果處于固定歸屬狀態，則社會處于穩定和發展狀態。一旦權力歸屬不明確，則群雄逐鹿，戰亂四起。所以在中國實行競爭性政黨政治帶來的就只能是宋教仁的悲劇、孫中山的二次革命、軍閥的混戰。

西式民主另一個與中國傳統的背離之處是缺乏道德感。正如章太炎所說：過去改朝換代，奸臣盡戮。但在中華民國時代，舊官僚投機分子悉數留任，而能夠進入議院者不乏各地道德低下、人格墮落的豪強。故章太炎斥之為：“故議院者，民之仇，非民之友”，這只不過是“財主地棍土豪”的民主，對于人民而言，又增加了一批壓迫者而已。然而這確實是當時中國的現實。沒有道德感的民主自然無法和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高度強調集體、無私、奉獻、廉潔、團結的革命力量相匹敵。

因此，西式民主在中國失敗的原因，簡而言之就是兩條：一是背離中國的人文傳統，二是無法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反過來講，這也正是馬克思主義成功的原因。可以說沒有足夠的社會基礎、經濟基礎、思想基礎，任何變革都只能以代價極其慘重的失敗而告終。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的相當一段時間內，我們曾經走向一條強調意識形態、強調主觀能動性的發展道路，這實際上也是偏離了馬克思主義。而中國改革開放后，鄧小平提出“科學是第一生產力”，這正是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復歸。當然中國這三十年的成功，是現今任何西式理論所無法涵蓋和解釋的。正如美國科學史家、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所說的“你是無法用舊模式中的詞匯來理解一個新模式的”。中國顯然正在開創出一條人類社會發展的新道路。

（作者為旅法華人、自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