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東蓀對余宗范所倡“雙方競賽革命”的主張，也嚴厲地批評是“空談”。在余宗范主編的《輿論》創刊號上，刊有余的文章，標題就是《展開革命與革命的競賽》。在張東蓀致余宗范的另一封信（10月6日）上，張對余主張“革命競賽”的觀點批評得更為鮮明：“執事倡革命競賽之論雖甚新穎，然按諸實際恐難實現。蓋此方（指蔣集團—筆者注）所有者只戡亂集團耳，非革命集團也。無集團即無所憑籍”。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余宗范的“革命競賽”之說。

張東蓀在10月6日的信上建議余宗范：“執事與其作雙方競賽革命之空談，不如挺身出而呼吁和平。”并進而打消其顧慮，且借英國首相丘吉爾“功成身退”之例，呼吁蔣介石“引退”：“或慮此方罷戰彼方不罷將奈何，此乃幼稚見解。果以人民為重，但求有益于國，自己不恤引退，則何事不可了耶？丘吉爾以戰勝之功退而在野，未聞有怨言，足見天下事，茍有廣大心胸未嘗無解決之道。”

此后不久，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在內外壓力下，出于緩兵之計確實玩兒了一出“退隱”的把戲，但實際上不過是名退權不退，跑到老家溪口繼續遙控指揮進行內戰。張東蓀雖然用心良苦，但從其結果看，比他批評的余宗范的“幼稚見解”也高明不了多少。勸一個獨裁者放下權杖，豈不是枉費心思。

我們知道，人都是有局限性的。對于張東蓀來說，以他所奉行的“中間路線”的視角去觀察世界、處理問題，其局限性幾乎是無法避免的。但作為一位民盟負責人，一名高級知識分子，如此關心國家的命運和前途，且不惜精力和金錢，不懼當時白色恐怖的風險，特別是在爭取北平和平解放的談判中，付出了很多心力，做出了重大貢獻，是十分可貴的，因而曾受到毛澤東主席的贊揚。

（作者系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編委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