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風俗以詢問女士芳齡為失禮，而中國官場以打探“真年”為禁忌，恰能相映成趣。與靠好爸爸做官者大多虛增年齡的做法相反，通過科舉得官者有不少人自減年齡。就連《儒林外史》中的那個“忠厚人”范進都一減就是24年，那些滑頭滑腦的人該減多少？

北宋的一個夏季，一道發自汴京的人事任命，在朝野掀起廣泛質疑。任命的內容是：原吏部員外郎(正七品)文及甫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陜州。用白話講，相當于一個研究員出任陜州市長。至于為什么引起質疑，則要從文及甫28歲的年齡說起。雖然這個年紀做官很常見，但是一個28歲的青年干部得到如此重任，當時的人在驚訝之余，不免要對當事人的家庭背景浮想聯翩。一打聽，果不其然，原來小文同志是當朝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潞公文彥博家的六公子。

謎底揭開，輿論嘩然。門下省諫官蘇轍、王覿在朝會上當面參劾一手操縱這項任命的中書侍郎，說他“非次進用文及甫”的動機是“欲(巴)結文彥博”。由此可見，從古代官員的年齡問題觀察古代仕宦制度變遷，倒是可以作一番有趣的探討。

漢朝察舉腐敗催生官員年輕化

從史書記載看，秦皇漢武時代的官場大概還不存在年齡問題，最著名的事例如甘羅，年方十二，就以出使趙國有功，官拜上卿。而據《戰國策》介紹，此上卿亦非憑空提拔，在此之前，他已經是相國呂不韋屬下的一個正規官員，任少庶子，職責是協同中庶子負責中高級干部(卿、大夫)庶生子弟的教育工作。《漢書》卷七十六共收六個昭宣時的二千石高官傳記，其中有五個都是在甘羅這個年齡段就參加工作了，因此可知，當時出任公職，沒有嚴格的年齡限制。

年齡成為問題的由來，始于察舉的腐敗。所謂察舉，就是州郡每年要向中央推薦人才的選官制度。常規的推薦科目主要是孝廉和秀才，并稱入仕正途，好比后世進士登第。誰能料到，法久弊生，把持察舉大權的特權階層玩起了壟斷仕途的潛規則：你在甲州提拔我的子弟，我在乙州薦舉你的子弟，等到被舉者也當上握有察舉權的郡守后，再薦舉當初舉我者的子弟……漢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長水校尉樊倏上書反映這個問題：“現在郡國舉孝廉，都舉那些能夠有所回報的年輕人，至于那些有名望有學問的年長者，大多數都無人問津。”說明在這個宗師自主選才、門生循環相報的過程中，孝廉的整體年輕化趨向也愈加明顯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