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土地價格不斷上漲現象，除了日本國土有限、買房安居的強烈文化意識等因素支持房地產剛性需求以外，事后很多日本學者還指出，當時日本稅收政策的不到位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由于在土地取得、持有和轉讓過程中，日本稅制集中在交易過程中，而持有土地的稅負較輕，這就嚴重影響了市場土地的供給，造成了樓盤價格不斷上升的局面。此外，土地價格的扭曲夸大了土地擁有者的融資能力，這也是造成地價泡沫崩潰給銀行帶來大量不良資產的原因之一。不可否認的是，在這方面，監管模式的落后也為銀行過度放貸埋下了伏筆。由于資本充足率在順周期的時候都會因為資本市場的價格泡沫效應而增加，于是，銀行更加會放松警惕進行放貸。孫立堅強調，日本泡沫的崩潰不是因為沒有監管，而是因為監管不到位使得受到監管的人放松了“自律”的警惕性，從而導致信貸膨脹、資產泡沫。這也是美國金融大海嘯再次提醒我們的一點，金融監管的模式需要跟上金融業務創新的步伐。

其次，救市政策沒有及時“退市”，反而讓流動性過剩問題成為了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

1987年美國股災引發了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各國都擔心市場的崩盤是否會影響到實體經濟的發展勢頭。各國央行都在降息，向萎靡的市場輸送流動性。面臨日元大幅升值和外部環境惡化的雙重壓力，尤其是受到了當時美國政府改善國際收支平衡的外壓，日本政府一方面希望通過低息政策來保持日元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希望通過寬松的貨幣環境來刺激內需的增長。直到后期泡沫經濟狀況已經十分明顯的時候，日本政府還是沒有輕易加息。

當時，日本央行的貨幣政策目標是鎖定在穩定一般物價水平上，當物價水平較低，且沒有明顯反彈跡象，經濟也還在不斷向好的方向發展的時候，即使資本市場泡沫經濟的隱患已經很大，但日本央行認為不能“越權”去控制資產泡沫。事實上，后來日本很多學者都指出，日本央行對穩定物價的學理認識不清，泡沫經濟的后果要么是貨幣泛濫造成通貨膨脹，要么是財富被吞噬，消費和金融投資能力喪失加劇通縮，不管是哪一種結果，都和央行穩定物價的目標有關，央行不能不管！孫立堅說，當時日本央行無法判斷的市場表現出來的狀況是新一輪增長的強勁發力還是非理性的瘋狂，央行害怕采取緊縮貨幣政策會扼殺大好局面，所以遲遲不動作，從理性的角度講，即使放過當前增長的“好時機”，等日后經濟態勢更明朗的時候，再有的放矢、追加投資也不晚。如果時間能夠倒流，那么日本央行所采取的政策一定會重視民生而抵御美國所施加的外部壓力，可惜的是當初日本央行所面臨的內外環境都不利于他們及時地過渡到防通脹和資產泡沫的環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