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氣候變化議題上，中國除了在國際談判中爭取更大的發展權外，決策層還要從國家戰略層面上抓緊做好兩件大事，不可再等。

第一件大事是，２０１２年前抓緊征收“國內碳稅”，以遏制發達國家的“碳關稅”出臺。征收“國內碳稅”能夠達到三個目的，一是在國際“碳關稅”壓力中，變被動為主動。盡管美國提出的“碳關稅”是違反自由貿易原則的，但從趨勢看，發達國家已經設定了這方面的話題我們不能被動等待，中國應在發達國家征收“碳關稅”之前，先征收國內碳稅。雙重征稅是違反ＷＴＯ原則的，如果我們征收了國內碳稅，美國再征收碳關稅就是違法；二是在國內生產中，能夠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瑞典的經驗值得借鑒，瑞典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占世界的比例從來就沒有超過０．５％。其成功之道就在于，他們通過對石油課以重稅（標準是每噸１００美元）來推廣生物能源。在重稅之下，瑞典眾多企業競相尋找低成本的生物能源，將很多生物質廢棄物變成了能源。今天瑞典生物燃料的使用率已超過５０％，成為世界工業化國家使用生物能源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三是政府可以將碳稅帶來的收入，補貼那些節能減排成效好的企業。

第二件大事是，抓緊研究“稀土—碳排放權”捆綁計劃。如果說碳排放是美國對中國“發展權”的限制，那么，稀土等戰略資源就是中國對西方“進化權”的限制。中國必須打好稀土等戰略資源這張牌。為此，筆者建議：以稀土等戰略資源出口配額多寡，換發達國家的減排技術。據世界自然資源研究所一項研究表明，在基準減排情景下，中國需要６０多種技術，其中４０多種是我們不掌握的核心技術。中國可以通過控制出口配額多寡，換發達國家的減排技術。

發展低碳經濟不僅是國際趨勢，也是我國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選擇。在中國未來經濟發展中，通過多途徑探索減排方式，才是解決國際“碳”壓的根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