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回答“我們是怎樣陷入危機困境的”時，駁斥了自由主義者認為市場自由調節能維持社會經濟正常運轉，反對國家宏觀調控的觀點。他說：“我們從大蕭條（指30年代大危機——引者注）中吸取的教訓是，市場不會自我調節。……今天，甚至連總統都認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必要性，以及政府設法維持經濟處于接近充分就業的必要性。但是自由市場經濟學家耍了個花招，推廣這種理念，即一旦經濟恢復到充分就業，市場總會有效地分配資源。按照他們的觀點，最好的管理，就是根本不要什么管理。”那么是否真的不需在微觀上進行管理就能使社會宏觀經濟正常運轉呢？斯氏指出，事實是“我們正處于微觀經濟大規模失敗之中。” 即由于放棄了對金融市場的管理，使得它們在履行分配儲蓄和管理風險這兩項關鍵任務方面“都失敗了”，具體表現在有“數千億美元都分配給了超出美國人支付能力的住房貸款。不是去管理風險，金融市場卻創造了更多的風險。我們的金融體系在去做它該做的事情上的失敗，其破壞性程度堪比大蕭條時期各種宏觀經濟的失敗。” （《金融風暴啟示錄》，第25、26頁）

對于自由金融市場在分配儲蓄（資本）和管理風險兩方面失敗的情景，斯蒂格利茨指出，美聯儲的流動資產（可以低息貸出的金錢）和松緩的規定導致了房產泡沫。當泡沫破滅的時候，基于超額估價的資產而做出的融資過度的貸款就成為壞賬。而近年來出現的所謂金融工具的新“發明”，只是隱藏了系統化融資的規模，把風險變得比較不透明。正是這些發明才讓這次的經濟危機變得比早期的經濟危機更加戲劇化。 這就是說，近些年來在不受約束的金融自由化大潮下，那些創新“發明”出來的層出不窮的金融衍生品實際不但不能規避風險，而恰恰是相反地把系統化金融風險隱藏更深，更不透明，以致使當前的金融危機變得比過去金融危機更為戲劇化，更為出人意料的嚴重。

為了說明金融自由化必然要帶來更為嚴重的金融風險，斯氏差不多在此同時發表的《命運的逆轉》一文中還從上世紀80年代里根總統上臺以來幾次金融危機的歷史事實中予以說明：首先是智利在70年代皮諾切特總統上臺以后“受到教條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家米爾頓·弗里德曼的影響——這種試驗結果以災難告終。……智利現在仍然在償還因為其不幸而產生的債務。隨著1987年（記得黑色星期五，當時股市暴跌了將近百分之二十五），1989年（儲蓄和貸款崩潰），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1998年（拯救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和2001—2002年（安然和世通的垮臺）大量問題的出現，人們可能認為，對于讓市場自己決定這種智慧，將會產生更多的懷疑態度。” 果然，在2002年安然事件曝光之后不多幾年，接著就爆發了當前更為嚴重的金融危機，而這一連串頻發的金融事件，都是與金融自由化，“讓市場自己決定這種智慧”分不開，或者說前者是由后者引起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