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云庵認為，直到1920年，列寧和共產國際還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意義上堅持世界革命理論。盡管在共產國際二大上對東方革命的前景作出了超越階段的樂觀估計，但仍然是以歐洲革命勝利為前提的。直到共產國際四大，隨著歐洲革命陷入低潮，東方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才變得突出。這是共產國際在指導中國大革命中一系列錯誤的總根源。

■關于共產國際與中國紅軍長征的關系

學者認為，共產國際對于紅軍長征有功有過，總體上功大于過。

關于中央紅軍戰略轉移的決策與準備問題，有學者根據權威檔案資料進行了新的探究。

王新生認為，1934年5月，共產國際雖然選擇了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最壞的情況下紅軍主力戰略轉移的方案，但其主導思想還是作最后的努力，力爭在夏季扭轉斗爭的不利形勢。這種指導思想是脫離當時斗爭實際的。由于對中央蘇區整體狀況的估量出現錯誤，共產國際從5月底到9月底的四個多月時間里，一直致力于中央紅軍主力在蘇區內部打破國民黨軍的“圍剿”，而對紅軍主力戰略轉移問題猶豫不決。這不能不說是嚴重的失誤。在共產國際錯誤方針指導下，“左”傾錯誤領導者博古、李德把主要精力用于作戰上，沒有積極作戰略轉移準備工作，當國民黨軍推進到中央蘇區腹地時，才倉促準備，率領紅軍主力轉移。

學者還指出，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后，共產國際想方設法恢復與中共中央和紅軍的聯系，在宣傳紅軍長征、指導中共及時實現戰略方針的轉變、支持陜北中共中央戰勝張國燾分裂主義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紅軍長征時期， 正是共產國際的戰略策略由“左”傾向正確方向轉變的時期，也是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由差向好的轉變時期。共產國際對于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有功有過，總體上功大于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