壟斷國企薪酬福利問題一直是輿論熱議的焦點，尤其是對壟斷央企高管們超高薪酬的批評更是不時見諸報端。最近，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加大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調整力度”的任務，改進壟斷國企薪酬制度已刻不容緩，利益的調整雖然會比較艱難，但改革的緊迫性已形成倒逼，建立以價值創造為分配依據的薪酬體系，是進一步推進國企改革的關鍵之舉。

改變既得利益剛性弊端

壟斷國企薪酬和福利制度關乎社會分配和國民利益，合理的薪酬激勵制度是企業發展的助推器，但如果薪酬激勵過度失控，就有失公允，將侵蝕股東和民眾的利益。筆者認為，對微觀層面反映出的問題，應從社會公平、管理體制、宏觀政策、股權管理、公司治理及外部監管上予以反思。

雖然2009年美國高盛等金融機構仍然創下了發放超高薪酬的記錄，但這決不應是我國國有控股企業應仿效的。中國與西方不同的社會制度和國情，特別是政府在資源配置和政策上的傾斜性，決定了我國在國有控股企業的薪酬制度及標準上，并不具備與發達國家接軌的土壤。盡管政府過多的政策和資源傾斜，使計算國企盈利能力及合理薪酬較為復雜，但這不能成為分配不公的理由，更不能成為政策、制度缺陷和監管漏洞的借口。當前，貧富差距懸殊已成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之一，利益均衡化原則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亦應作為深化改革及政府制定政策并進行監管的重中之重。

加大對收入分配格局的調整力度，既要使GDP增量分配向貧困群體傾斜，更要對侵蝕國民利益的分配結構進行調整，改變不合理的既得利益剛性弊端。如果說改革之初在政策上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必要的，那么三十年后，面對GDP一直保持高速增長和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現實，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則應從社會公平與民富國強中得到體現，這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有待破解的突出瓶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