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帝國的政治控制手段也不外乎于以上四種。但是，在中國的歷史進程中，這些控制手段的發展卻也展示出了自己的特殊性并對中國歷史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西周建立之初，其統治者面臨來自宗室成員和商朝舊勢力的嚴重威脅。對此，周初的統治者采取了兩個對后世有著深遠影響的創舉性對策。第一，為了與商朝遺民達成和解，周的統治者聲稱他們推翻商朝的舉動具有正義性：商王因其暴虐的統治而喪失了天命，周則是天命的合法繼承者。“天命觀”在其出現時有著強烈的宣傳性質。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在中國政治思想中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在春秋戰國時代，被后世所標稱為儒家的學者將天命思想加以系統化，此后，該思想體系逐漸被神圣化并最終成為中國帝制時代王朝合法性的基礎論述。但是，“天命觀” 的背后卻暗含著“造反有理”的思想，即人民有權推翻不稱職的統治者。中國歷史上難以計數的農民起義無一例外都帶有這一觀念的胎記。第二，接受了商王朝一日而亡的教訓，西周的統治者開創了一個新型的帝國形態；他們不再在占領土地上樹立自己的傀儡，而是派遣王室成員到各戰略要地建立邦國，并建立了一套復雜的禮儀系統對各邦國諸侯進行控制。西周統治者的這一創造性的手法不但加強了其對周邊地區的有效控制，更為重要的是它還深化了血緣關系在中國政治中持續的重要性，為儒學的產生提供了基礎。

西漢時，經漢武帝的推崇，由董仲舒等多人改造而成的“官方儒學”上升為政治顯學和國家意識形態。此后兩千多年中國的政治形態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一個“儒法國家”，即一個奉儒家學說為合法性基礎，同時采用工具主義的法家作為御民之術的、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國家。在這一政治體制中，皇帝被神圣化為“天子”，而“天命”的解釋權則掌握在從知識精英中選任的儒士型科層官僚手中。這一政治體制在國家政權與儒家精英之間建立了一個相互依賴的共存關系，為國家的統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礎，為臣民的生活提供了道德準則，在社會精英層面上維持了一個同質性的文化，為社會下層群體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從政入仕的機會。我在以下的分析中想要指出的是，官方儒學的產生給予了帝國的精英統一的文化和認同感，彌補了帝國控制能力的不足，這就是大一統局面在兩千多年中能得以維持的關鍵。

羅馬帝國的精英階層也有著同質性的文化。但是，羅馬的同質性文化是世俗性的。羅馬的世俗性文化在基督教興起后受到了挑戰。基督教的教義和禮儀極其簡單，容易在平民中傳播，生命力很強。羅馬帝國根本就沒有能力加以鎮壓和撲滅。同時，羅馬帝國也很難將基督教樹立為像儒學一樣的帝國政治學說。這是因為基督教強調“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非常有損帝國權威的樹立。同時，基督教還強調“因信稱義” （justification by faith），或者說只要相信上帝的都是上帝的子民。它因此而造就了一個超越羅馬帝國的認同感，減弱了人們對帝國的情感。基督教力量的壯大不但促進了羅馬帝國的滅亡，而且還為歐洲在羅馬帝國崩潰后達成統一加大了難度。在整個中世紀，天主教教廷一方面需要國家的保護，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國家力量變得太強大，從而侵蝕教會利益，歐洲就這樣在國家和宗教的合作和競爭中四分五裂，再也不能恢復昔日羅馬時代大一統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