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期，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推出連載《突圍——國門初開的歲月》，本書是李嵐清同志為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撰寫，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江澤民同志為該書題詞：“改革開放是我國發展史上的重大轉折，我們要沿著鄧小平同志為中華民族開創的這條道路堅持不懈地奮勇前進。”作者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及所見、所知，并運用大量珍貴的檔案資料和歷史圖片，回顧了對外開放初期的有關重大事件，對創辦經濟特區、引進先進技術、興辦合資企業、利用國外貸款、改革外貿體制、引進國外智力等重大決策產生的背景和過程，作了詳細的敘述，再現了國門初開的歷史場景。以下節選自該書：

理發，比起衣食住行來雖還算不上大事，但也是人民群眾生活的必需。在那個時代，凡是中年人大都有過理發煩惱的經歷，主要是每次理發都要排隊等待很長時間。

20世紀70年代，我在工廠里當領導，當時辦工廠就是辦社會，特別是在偏僻的山溝里更是如此。辦社會當然也少不了要辦理發室。包括我在內的職工們，對那時的理發室意見可不小，不但排隊等待的時間很長，而且理發時浪費的時間也很長。如果聽說廠里給職工弄來什么難買到的魚、肉、菜等，或自己有什么事，理發員竟會丟下理了一半頭的職工，跑出去辦自己的事。弄得去理發的職工無可奈何，怨聲載道。

后來我看這樣下去實在不像話，想了一個“月評月獎”的辦法，每月開一次評獎會，大家來個自報公議，評上先進的理發員發給獎金。希望通過獎勵先進來改進服務態度，提高工作效率。誰知事與愿違，每次評獎時，大家是“當仁不讓”，誰也不甘“落后”，有時甚至還爭得面紅耳赤，把“月評月獎”弄成“越評越僵”，難以為繼。可獎金一發，要取消就難了，最后只好把獎金平均分配給大家了事，而理發排隊的情況卻依然如故，職工對理發的牢騷也絲毫未減。

后來又想了一個辦法，實行“計件工資制”，理發員的工資按理發的數量來計算。這個辦法一實行，立刻見效，排隊等待的現象大大減少了，理發員的效率也空前提高。可是，出現了“高速切削”式的理發，使理發質量也空前下降。有的職工到我這里來“告狀”時，不待他申訴，我一看他的頭發被推成一個“鍋蓋頭”，就已經又好氣又好笑。后來又不得不給理發員規定每天理發的上限，即一天理發最多不能超過幾個人，超過限額的不計工資，目的是想遏制他們“高速切削”。然而這個辦法仍不見效，他們還是“高速切削”，“切”完后，提前收工。

我講的這種現象，固然有當時“文革”干擾的因素，那時表現得比較突出。但在“文革”以前和以后的一段時期里，這種類似的現象，也是普遍存在的。在粉碎“四人幫”以后，我調來北京工作，星期日去理發店理發，往往連排隊帶理發，差不多也得花上近半天的時間。其實我理發最簡單，從來不要他們給刮胡須，也不吹風，理發本身一般不超過半小時。雖然自己不能給自己理發，我還是下決心買了一把理發推子，有時對著鏡子把自己兩邊的鬢發推一推，以延長理發的周期，節省一點排隊的時間，更主要是學著給孩子理發，免得孩子再花時間去排隊。因此，那時我總有這樣一個愿望：如果有哪一天不要再排隊等待理發就好了。

我講的是理發的煩惱，但這只是當時短缺經濟和“大鍋飯”體制在方方面面的一個縮影。對于這些長期普遍解決不了的問題，是我們這些干部無能嗎？是理發員不好嗎？都不是。也許有人會說，那時我們那里的理發員就不像你說的那樣，服務態度很好，還是勞動模范呢。當然，各行各業都有勞動模范，我們也應當以他們的先進思想和事跡為榜樣，要求大家向他們學習。而我們過去卻總是認為，人人都應當也可以成為和勞動模范一樣的人，思想政治工作是萬能的，體制和管理制度問題并不重要。而實踐證明，凡是帶普遍性的問題，就必須從體制和管理制度上找原因，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過去那種理發的煩惱，改革開放以后已悄然消失，因為我們的經濟體制改變了，服務業放開，不再吃“大鍋飯”，“鐵飯碗”也沒有了，大家要靠服務態度、質量和效率去競爭，才能獲得相應的回報，甚至才能保住“飯碗”。事實不正是這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