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學者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有一本新書《當中國統治世界時》。他推斷中國在2050年將成為最大的經濟體（高盛推斷在2050年中國經濟總量是美國的兩倍）。這是過于樂觀的預言，即便如此，中國的人均值仍然遠低于美國。幸而雅克最后的結論與駭人的書名相反：中國不會統治世界。他認為從中國崛起可以看到中國文化的復興，中國會重新坐上世界優秀文明的前列位置。歐美人可能會更多地閱讀孔夫子，中國人可能更多地閱讀莎士比亞。

中國沒有輸出“中國模式”的任何打算。有的發展中國家，愿意參考中國改革開放的某些做法，正如中國愿意參考他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的某些做法一樣。在全球化的浪潮下，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輸出“中國模式”違反了中國堅持的與本國國情相結合制定政策的原則。我們認為，不只中國，任何發展中國家的正確的發展政策也都必須從他們的國情出發。也即，“中國模式”沒有普適性，正像已經高度發達的國家的模式也沒有普適性一樣。

說到普適性時，我認為是限定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宏觀意義上的普適性。如“博愛”、“和平”、“民主”、“自由”顯然是有普適性的。但具體到某一民族、某一國家、某一宗教，其價值觀和具體表現或結構又會有所區別，會有不同的特色，而這些特色對應著不同的國家、民族和不同的歷史時期。

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認定當今的西方政治和經濟制度已經是最后的制度，幾近完美，所以歷史已經終結。他不單沒有給西方創造新模式留下余地；更沒有給其他國家已經存在的和以后可能產生的新的社會模式留下任何余地。他不顧及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歷史、文化和其他屬性而以西方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場形式為唯一，違背了多元化世界的現實，規定了歷史必然終結為他所指定的模式。我擔心他的武斷經不起時間的考驗。不過最近福山對日本雜志談到或許人類思想寶庫需要為中國傳統留有一席之地。他認為中國發展模式的價值內核可以概括為“負責任的權威體制”。

“中國案例”是處于現在進行時。“中國案例”存在于中國，并會繼續發展和完善應當是有充分理由的。中國在取得顯著進步的同時，還出現了許多必須克服的困難，其中突出的是：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仍然不平衡；過多依靠出口的經濟結構；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難度加大；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教育衛生、司法和社會治安等方面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仍然較多，消極腐敗現象仍然比較嚴重。中國高度重視這些問題，面臨的挑戰是如何繼續進行改革并強化法制建設，以加快解決這些問題。

中國對于超級大國的位置既不羨慕也不憧憬，她許多年以來專注于國內建設和解決自己的問題。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長，中國也愿意承擔與國力相符的國際責任。例如，過去，聯合國維和活動中國沒有參加，而現在中國是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中提供維和兵力最多的一個。在應對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中，如氣候變化、環境污染、自然災害、恐怖主義、跨國犯罪、毒品泛濫、疾病流行等等，中國逐年擴大了參與度。

國際輿論對“中國模式”的評論，無論其角度如何，甚至是中國不贊同的觀點，對中國都有參考的意義。中國目前所處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需要繼續在長時期的實踐中完善。中國建設本國和諧社會和為促進世界和諧發展的方向是堅定不移的，也許到本世紀中葉中國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自己才能對“中國模式”或“中國案例”有更為深刻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