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興而又堅決地說：“好！出訪回廣東后，我將全力以赴投入這一工作。”

1988年，狂風巨浪般的搶購風潮，在給人們心頭重重一錘之后，留給蛇年的是市場全面疲軟，通貨膨脹。

通脹是種復雜的“經濟病”，但不可否認，法制秩序失控，貪污、賄賂等腐敗現象叢生，使市場的規則遭到破壞，是諸多因素中，最易為上至決策者下至平頭百姓思考和議論的。

1989年4月，某輿論研究所進行了一項面向各階層人員的輿論調查，結果顯示：物價問題、廉政建設問題是當時國人最為關心的兩個熱門話題。

盡管“文革”后重建的檢察機關，在懲治經濟犯罪工作方面亦有很大成績，但彼時檢察機關的實際情況，與繁重的懲治經濟犯罪任務相比，愈來愈不適應。

《山東青年》（1989年第八期）的一篇文章，以“檢察宮的呼告”為題，用一小部分篇幅，寫了檢察宮們面臨的辦案裝備、經費等方面的困難，這里抄錄如下：

“這個含淚的笑話絕非杜撰。”

“在深圳的一家飯店，一對珠光寶氣的男女要了滿桌菜肴，沒吃幾口卻離席而去。鄰桌幾位正在啃燒餅，喝開水的大漢竊竊私語了片刻，就迅速轉移到這張餐桌上來，把這豐盛的菜肴吞咽到最需要的部位。”

“這幾位大漢是來自北方追捕逃犯的檢察官。”

“由于經費不足，他們晚上住廉價的大通鋪，白天就啃燒餅，喝開水。一位檢察官追捕到逃犯后，把自己和逃犯銬在一起，火車上沒有座位，他和逃犯站了幾天幾夜，火車到達目的地，他竟昏了過去……”

除了經費緊張，檢察機關還困惑于體制。

長期受“左”的思想和習慣勢力的影響，我們黨內有些人輕視法律的思想還未能完全克服，以權壓法、以言代法的事情屢見不鮮。這些來自領導階層的阻力和干擾，使得檢察機關難以理直氣壯地獨立行使檢察權。

緝捕罪犯、收集罪證、起獲贓物，是反貪的三大難題。

為解決這三大難題，有力的機構、精干的人員、充足的經費和物質裝備保障，必不可少——然而彼時，檢察機關卻無一項可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