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復雜多變的社會中，如何使社會更加理性化，而非情緒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作為理性堡壘和思想燈塔的大學能夠為社會提供多少有見地、有水平的理論、觀點和策略，能夠培養出多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而不像盲人摸象中的盲人那樣，把局部認識固執地看成是全部的社會精英和民眾。當前，一些偏狹、激進的觀點和“憤青”現象已經對我國解決社會問題產生了非常大的壓力。長期以來，缺少不同的聲音而使普通公眾在遇到問題時喪失了辨別能力，是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

學術自由離不開學者自律

盡管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被視為現代大學制度的核心，但是，在我國能否建立起與一流大學和研究型大學相適應、與創新型國家相適應的現代大學制度，既是對管理者智慧的考驗，也是對學者修養的考驗。它需要政府與大學、管理者與學者共同努力。如果過分強調或夸大任何一方的責任與擔當，不僅有可能遮蔽我國高等學校管理制度的實際情況，也無益于我國現代大學制度的建設。

學術自由、大學自治雖然受制于政府，但也離不開學者的自律。它要求握有文化資本的學者，對于專業領域以外的問題，不能以一種“真理在握”的權威心態隨意評說，也不能為某種目的，對學術和社會問題不加節制地發表似是而非的觀點。這不僅有違于學術自由、大學自治的本義，事實上也侵害了建立學術自由、大學自治制度的學術基礎，甚至還會產生嚴重的社會后果。正因為如此，對于學者的行為，發達國家的高等學校不僅通過管理制度來加以限定和約束，也借助于學術規范讓學者自律。要求學者們做到：（1）不能故意違背學術誠信的準則，剽竊或有意不正當地使用他人的成果，篡改或偽造數據；（2）在履行作為一個教師的職責時，不準基于政治、民族、宗教和性別的原因歧視他人；（3）不能在教學中不斷地引入大量與課程無關的材料；（4）不能任意否定學生的受指導權；（5）不能采用武斷的標準評價學生的學業；（6）不準利用自己作為一個教師的地位或權力強迫學生在判斷與認識上與自己一致，或由于專斷及其他個人的原因使學生受到傷害；（7）在教師和學生之間出現利益沖突，尤其是在這種沖突牽涉到兩性關系和家庭關系時，教師必須將自己與自己履行的專業職責區分開；（8）不準無故不履行學校支持或授權的工作；（9）不準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將學校的資源和設備廣泛地用于營利、政治和宗教活動；（10）不準將自己的觀點說成是學校的觀點或是自己所在部門的觀點；（11）作為全職雇員，在受聘期內不準利用正常工作時間在校外兼職等。在我國，不僅大學缺少這些規范，學者們也缺乏把這些規范轉化成行動的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