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投資的規模上看，我國投資的可持續性取決于四個方面的因素。第一是總需求的增長，第二是成本與收益，第三是經濟安全的需要，第四是通貨膨脹的限制。從目前來看，對投資規模可持續性形成重要限制的是通貨膨脹，考慮到大規模投資所形成的新增貨幣資本和提升的貨幣乘數，第三季度63735.8億元的新增投資已經使通貨膨脹水平達到了一個高值，并將推動第四季度的通貨膨脹水平上升10.9%。

從投資結構看，第三季度的投資仍以裝備制造業、能源交通業等為重點，這種投資結構將進一步扭曲我國的要素分配失衡狀況，加劇國內資源和能源緊張，導致勞動密集型產業在經濟復蘇中受損，勞動者的報酬下降，分配體系的失衡更加嚴重。為了避免過度的不良影響，政府將加大轉移支付的比重，居民收入中轉移性收入的比例上升。前三季度，轉移性收入增速居各項收入之首，高達15.7%，就是這一投資結構的客觀反映。

在宏觀經濟指標中，相對于其他構成指標的良性增長，出口依然處于深度衰退的狀態。前三季度，出口8466億美元，下降21.3%。為了恢復出口，我國執行了1994年外貿體制改革以來最大規模的援助方案，僅以出口退稅為例，至第三季度止，我國約執行出口退稅5000多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6%，商品享受出口退稅的密度明顯提高。

大量出口退稅為資本密集型企業所享有，從而導致勞動者的報酬相對下降。由于勞動者報酬是勞動密集型產品成本的主要構成部分，勞動者收入增長的乏力維護了勞動密集型商品的價格，從而保證了絕大多數必需品的價格穩定。考慮到我國CPI中必需品占大部分權重，勞動者報酬的降低削弱了國內的通貨膨脹壓力，但對于勞動者自身而言，面對收入下降和通貨膨脹壓力上升的雙重擠壓，其“悲慘系數”并不比完全通貨膨脹條件下更小。

財政收支從保增長轉向促調整

第三季度，我國主要稅種的收入保持快速增長，稅收對國民經濟的調節作用得到有效發揮，財政收入體系的自動調節功能得到完善。在財政支出上，支出重點逐步向社會事務轉移，形成了由經濟外延性擴張向社會外延性擴張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