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列寧還對考茨基指責十月革命“跨越階段”的論調進行了回應。考茨基在《無產階級專政》中寫道：“革命目前在俄國取得的成就毋寧說是與1789年革命在法國所取得的成就和法國革命的余波在德國所取得的成就相同的。”［6］63這個結論本身就否定了“超越階段”的指責，說明俄國革命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事實上，列寧也是把革命始終限定在民主革命的范圍之內的。可見，列寧同考茨基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革命的“經濟性質”，而在于革命的“政治手段”：是無產階級領導并完成民主主義革命呢，還是只能由資產階級來完成這個歷史使命。列寧在1905年革命開始就一直在探索新型民主革命的基本規律，而考茨基卻要求俄國革命只能亦步亦趨地走西歐200多年來走過的道路。

列寧在生命的最后歲月里，對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民主革命從哲學的高度進行了論證。他針對考茨基等人的觀點嚴正指出：一些人“他們都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卻迂腐到了極點。馬克思主義中有決定意義的東西，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辯證法，他們是一竅不通的”，其重要表現就是“他們只看到過西歐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發展的這條固定道路”，而“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8］。那么，俄國革命的特殊性表現在哪里呢？列寧指出：“我沒有從理論（一切書呆子的）所規定那一端開始，我們的政治變革和社會變革，先于我們目前正面臨的文化變革，文化革命。”“文化變革”是必須按照“自然的發展階段”發展的，而“政治變革”作為手段，則是可以根據不同歷史條件有所變換的。其實，恩格斯早在19世紀80年代研究當時德國革命的策略時，就有過類似的思考。

四、在歷史回顧中的思考：是非和教訓

這場大論戰已經整整過去了一個世紀，同樣性質的論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又重復了一次。回顧這段歷史，對認識社會主義運動的過去、現在和將來應是十分有益的。

歷史證明，論戰雙方各自都占有一定的真理。從伯恩施坦否定“崩潰論”至今，資本主義畢竟沒有因危機而導致全面崩潰，相反，它一次次地克服了危機，包括兩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嚴重創傷。同樣，在這個過程中，社會主義因素也不以資本家階級的意志為轉移地逐步發展起來。與此同時，金融資本聯合剝奪殖民地的“超帝國主義”，也確實不幸被考茨基所言中。只是它在似乎為資本主義帶來新的期待和希望的同時，卻使亞非拉一些地區至今仍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控制下為本民族的生存而掙扎。當然，我們看到東方民族民主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重大發展，更看到社會主義從一國到多國的勝利；我們也看到，一些西方社會民主黨集中注意力訓練無產階級“運用民主”，使“社會主義一部分一部分的實現”；而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在改革開放中的偉大成就，已成為20世紀世界歷史中最為重大的事件。同樣，蘇東劇變對共產主義運動無疑是一場重大的挫折，但它自然證明考茨基當年的讖語是違背列寧主義的嚴重后果。在比較中，我們應該更深刻地理解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及其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寶庫的歷史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