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會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召開的規模最大的一次全國性大會。發出會議通知時已是1961年11月16日，通知要求所有出席會議者都要在1962年1月8日前到達北京。這就意味著元旦一過，實際的接待工作就要開始。籌備時間僅一個半月，談何容易！

在陶鑄提議召開全國的地委書記會議時，鄧小平的第一反應就是，來那么多人，吃飯怎么辦？他順口丟下一句話：各人帶豬肉，帶青菜來。當然，這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而現在要開到縣委書記一級，與會人員就要多出一二十倍。不言而喻，在那個年代，會議用餐就成了大問題。

由于當時正處于糧食嚴重短缺、經濟十分困難時期，這么大的會議規模，安排吃飯很不容易，據當時參與接待、負責生活的一位同志回憶：

吃飯是十人一桌，大鍋菜，不管你是中央領導，還是一般工作人員，都一樣。坐滿才上飯，坐不滿不行，飯票丟了也不行。

特別是安全保衛組為了保證會議供電、保證食品安全，有時會把供電局的工程師、負責人，還有負責食品供應的人找來開會，但每到快吃飯時就趕緊散會，不然就沒有辦法管人家的飯。有時實在不好意思，就把自己的飯票給人家，然后自己回家吃飯。做保衛工作的，每個駐地警衛組也就只一兩個人屬于在編人員，大會管吃管住。不在編的，大會不管飯。結果弄得內部同志也有意見。

作為一次全國性會議來說，就餐問題本應是個完全不成問題的問題，在當時竟引起如此關注，足見當時糧食問題的艱難，也說明七千人大會的就餐都是與當時的糧食問題密切聯系的。

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作自我檢討

為了把話講透一點，使大家的氣更順一點，毛澤東決定延長會期，并留與會者在北京過春節。在1962年春節前后，會議進入“出氣會”階段，各省大致都是在春節前聽取意見，即由地委、縣委書記們“出氣”，春節后檢討。而檢討的集中點也大多直接或間接地體現在糧食問題上。

廣東檢討了1958年11月向中央報喜，全年糧食平均畝產1650斤，和由此體現的丟掉了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的問題。浙江檢討了在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提出糾“左”的六條指示后仍在不切實際地提出“把早稻雙千斤的鑼鼓敲起來”等錯誤。上海也檢討了對糾“左”沒解決思想問題，仍然制定較高增產計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