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中國的經濟規模比美國小得多，發動機小了，世界經濟前行的速度也會慢一些。但在這一局限之內，中美之間的地位正在發生結構性的交替，第三方也在隨著積極能動的脈搏重新調整自己的位置。中國已經成為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亞國家的主要貿易伙伴。這種位置交替不一定是永久的或不可逆轉的——只要想一想日本公司的起落 ——但在目前，這是全球政治經濟中最可預見的也是最重要的趨勢。中國正在帶動像巴西這樣的貿易伙伴，及其他一些非洲和亞洲國家。印度以國內增長為基礎，發展的也不錯。

我們所處的歷史時刻，在某種程度上與二次大戰結束時相似。那時主流體系已經崩潰，一個全新體系有待重建。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戰勝國承擔起了這個任務。在凱恩斯勛爵理念的激勵下，他們創立了一個能包容全世界的體系，盡管作為同盟國之首，美國將凱恩斯的方案做了有利自身的修正。目前主導的，我們稱其為國際資本主義的多邊體制，還沒有徹底垮臺，但已受到重創；它內在弊病已經暴露，而且受到一個可行的替代方式的挑戰 ——中國的崛起展現了一個與目前的國際金融體系根本不同的經濟組織形式。我們正處于一個時代的終點，但人們還沒有完全認識到這一點。

兩種經濟組織形式——中國式的和美國式的在互相競爭。兩者都缺乏吸引力。華盛頓共識已經失敗。目前美國式的國際資本主義已被證明自身固有的不穩定性，因為缺乏足夠的監管。而且它極不公正，相對窮人窮國而言這個體制偏袒富人富國。

與此同時，建立在中國模式基礎上的國際體系，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國家之間的沖突。中國一家公司想買美國石油公司優尼科 時遭到拒絕。更近的，力拓礦業集團 (Rio Tinto) 反悔了將一部分股份賣給一家中國公司的交易。這促使中國與國際金融機構回避的一些國家進行交易。

綜上所述，世界面臨著在兩個截然不同的組織形式中進行選擇。前者，以美國為代表，已經垮掉；后者，以中國為代表，正在興起。自然發展途徑導致了國際金融體系逐漸瓦解，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而雙邊關系體制又容易造成國家之間的沖突。所以需要創造一個建立在更健全的原則基礎上的新的多邊體制，它能符合美國和中國的最大利益，自然也是整個世界的最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