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很遺憾地告訴大家，復蘇的勢頭可能會停止，甚至隨之出現 “再次衰退”，而我不能確定的是這將發生在2010年還是2011年。

有這種觀點的絕不止我一個人，但我的觀點與目前的主導情緒不一樣。復蘇的時間越長，就會有更多的人相信復蘇；但是據我的判斷，這種主導情緒與實際情況相去甚遠。此時人的感知往往落后于現實。更復雜的是，這種落后于現實是雙向的。一方面，多數人還沒有意識到這一次危機不同于以往——我們是處在一個時代的終點，或者說我們處在一個新時代的起點。另一方面，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在內，未能預見到復蘇反彈的程度。

混亂和困惑不只是在金融界，它延伸到整個國際舞臺。前蘇盟帝國垮臺后美國成了唯一的超級大國。沒有其他大國或國家聯盟可以挑戰其至高無上的國力。但是這種“單極” 的世界秩序未能持久。當布什總統為顯示美國的威力，以不實之詞為借口入侵伊拉克時，其效果與他的意圖適得其反。美國的力量和影響力一落千丈，其結果是混亂的國際金融體系加之不穩定的國際關系。此后終將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世界將不會再像以往那樣的嚴重受美國的控制和左右。

國際金融體系的美國主導和它的不公平

為了理解正在發生的這些事，我們需要一個不同于以往所熟悉的那種理念框架。像我已經多次提到過的，在市場的無形之手背后，有一個有形的政治之手，在制定市場運作的規則和條件。我的理念結構關系到政治經濟學，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受永恒有效規律主宰的市場經濟學。我把金融市場看成是歷史的一個分支。

二戰后重建的國際金融體系并沒有建立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其傾側與不平衡是有意設計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樣的國際金融機構，是按控股公司的形式組建的，其中富國有不成比例的投票權并且控制其理事會。這使處于該體系邊緣的國家比位于體系中心的國家處于劣勢。

該體系從初建起就一直受美國控制。在布雷頓會議上，盡管英國凱恩斯勛爵提出了該體系的建議，但是是由美國代表團團長哈里·懷特具體操作的。從那時起，我們從幾乎全面監管的體系變成了幾乎完全無監管的體系；這些變化由美國主導，而且所謂的 “華盛頓共識”仍在繼續引導這個體系。

盡管由華盛頓共識制定的法規條例理應對所有國家平等適用，但美國作為主要國際貨幣的發行者，卻比別人“更平等”。實際上國際金融體系是一個兩個等級層次 (two-tier) 的架構：能用自己的貨幣借貸的國家是該體系的中心，而借貸要由硬通貨之一來決定的國家是這個體系的外圍。如果某個國家遇到困難，可以得到援助，但條件很苛刻，這對核心國家和外圍國家都是一樣的。但是如果核心本身受到了威脅，那么該體系的維存則成為第一位的優先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