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一解釋對于國內外學術界而言都產生了強烈的沖擊力。韓書瑞的開拓性研究，樹立了研究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的某種標桿，西方學者要么接受，要么另辟蹊徑。顯然，1980年出版《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一書的裴宜理，以及1984年出版《華南的農村革命：海豐農民及其創(chuàng)造的歷史（1570―1930）》一書的馬立博選擇了后者。對于國內學術界來說，其意義尤為重要。在相當長時期內，學者多從階級分析的視角出發(fā)，將其置于革命史范疇之下，注意更多的是太平天國，義和團等革命高潮事件，對于白蓮教和八卦教之類的秘密社會組織的研究極度缺乏。直至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在蔡少卿、秦寶琦和馬西沙等學者的努力下，農民起義的研究才掙脫革命史范式，開始關注白蓮教、八卦教和天地會等秘密社會與農民起義的關系。

當然，韓書瑞的解釋進路也并非全無問題。韓氏的主要問題在于，白蓮教的千禧年運動這一解釋進路對于清代中國而言，究竟有多大的解釋力。換句話說，從教派提供一個替代性世界并因此導致農民起義是不是具有自足性？如果這一解釋是自足的，那么它與其他傳統(tǒng)解釋又是什么樣的關系？對此，韓書瑞自己也并沒有太大把握，在《山東叛亂》的結論部分，她聲稱，在1770年代以前，說千禧年信仰不存在或者是占有主導地位都是相當不準確的。畢竟，中國疆域廣袤，情況復雜，農民起義類型多種多樣，白蓮教起義只是其中數(shù)量并不算太多的一部分。同時，千禧年運動理論是從宗教思想較中國更為濃厚的歐洲抽象出來的，其對于中國農民起義的解釋力究竟有多大，實在是一個需要不斷追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