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問“弱勢地位”與“風光境遇”背后的利益紛爭

借調，這種現象并不是中國所獨創，在許多國家都存在，而且比較普遍，是人事行政多樣化、柔性化的體現，也是相關法制確認并提供支撐的正式制度。

其實，在我國目前這種制度背景下，借調群體除了人們公認的所謂弱勢地位之外，更多的還是令人羨慕的風光境遇。這兩方面的境況都是存在的，并且，根據我對這方面情況的了解，與前一種境況相比，后一種境況即令人羨慕的風光境遇要更多一些、更普遍一些，因而也就更加令人羨慕。這也是為什么許多人期待被借調甚至千方百計地爭取被借調機會的原因所在。被借調后往往會轉為正式任用，為被借調者拉開人生新的一幕，這也是許多人寧愿忍受被借調期間的諸多苦楚的動力所在。

無論是所謂弱勢地位令被借調者受挫、追悔，還是所謂風光境遇讓被借調者成長、懷念，這其中都具有極強的不可捉摸性或曰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乃是伴隨諸多借調過程的一個最突出的特點。這種不確定性，無論是對制度改革的推進還是對被借調人員本身權利利益的維護來說，都是需要認真研究、仔細琢磨并積極應對的。被借調群體的權利利益是否受到了侵害？被借調群體的權利利益受到了什么侵害？被借調群體的什么權利利益受到了侵害？是否存在保護被借調群體權利利益的法律規范和制度？應當如何完善相應的法律規范和法制度？從另一方面來看，是否存在逆差別現象，即被借調者通過借調獲得了更多的權利利益，是否具有正當性和可支持性的問題，也是值得關注的。再者，在這種“隨意性”的背后，是否存在著權力濫用或者權力尋租？是否存在權利濫用或者不當得利？總之，對于被借調者在被借調過程中的各種權利、義務和責任，以及對于借調單位和被借調單位及其任用權者的相關權利、義務和責任，都應當制定相應的規范。將借調納入制度規范的范疇，為其建立和不斷完善相應的機制，依法進行規制，這是我們所討論借調問題的必然歸宿。

“借調”，借過是要“還”的

“原則上不得借調人員”，這應當成為借調公務員制度中的一個原則。在中國推進改革開放和法治政府建設的過程中，伴隨著“三定方案”改為《三定規定》，行政部門主要職責、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呈現出法制化傾向，以《公務員法》為基本法的各項公務員法制不斷充實完善，包括職位分類、崗位責任制等制度得以推進，公務員錄取和晉升“凡進必考”、“凡升必考”的機制亦基本構筑起來，“借調”應當是針對特殊情況或者臨時情況而特設的一種例外。例如，機構要精簡，而各種行政任務、政治任務或者社會任務依然鋪天蓋地般壓在實行“精簡”之后的行政機關身上，壓在精簡之后留下來的人員身上，使得相關部門和在編人員感到力不從心，難以勝任，為應對這種制度轉換之際的臨時狀況，“借調”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借調標準和程序應明確化、規范化。盡管是例外，但借調必須是一項法制度，而不應是“隨意性”的現象，不應是靠領導的一句話決定是否借調以及借調誰、如何借調等問題的隨意性現象。這種隨意性現象是與公務員法治相悖的。從公務員法制的角度來看，首先是如何在公務員法律關系中給借調定位的問題，其次是將借調標準和程序明確化、規范化的問題。雖然借調是臨時性的，但是，它依然是公務推行的一種形式，所以，對相關公務的性質和要求要有全面而準確的把握，對從事相關公務的被借調人員的標準（包括資格、能力尤其是專業對口、特長發揮問題等）以及應當履行的相關程序（一定的評價、考核以及審查機制）都應當有明確的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