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進民退”：需要厘清表象與趨勢

“國進民退”只是一種表象，源于危急時刻多重力量的綜合作用。歷史經驗和國際實踐表明，讓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與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進行有效握手，才能實現經濟社會的良性運行。這一握手的實質，是政府與市場的互補。這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本原力量。

□劉金山

在應對國際金融海嘯沖擊和國內經濟周期性調整背景下，中央政府果斷出臺“4萬億投資計劃”和“十大產業振興規劃”等一攬子經濟刺激政策，以求通過總量擴張實現經濟復蘇與通過結構調整提高經濟質量。目前，政策效應初步顯現，經濟復蘇跡象明顯，但其間的一些現象引起了爭論：經濟復蘇過度依賴投資，投資過度依賴政府投資，政府投資重在國企；國企大項目、央企地王、地方企業重組與行業整合，諸多事件不斷進入人們視野。一時間，“國進民退”成為各界議論的話題。這是暫時的表象，還是未來的趨勢，需要我們理性考察。

表象：危急時刻的暫時替代

“國進民退”只是一種表象，源于危急時刻多重力量的綜合作用。一是彌補市場失靈的制度慣性。金融海嘯沖擊傳導到實體經濟層面，導致我國通過出口消化國內過剩產能的局面難以為繼，這是市場未能及時糾錯所積累的矛盾的凸顯，是一種市場失靈的表現。此時，按照歷史經驗和制度慣性，走出危機，需要依靠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需要依靠以政府為主導的基礎設施、重點產業等方面的固定資產投資發揮作用。

二是存在多重約束的民資缺位。危急時刻，需要全民總動員。但在我國，民資的成長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民資經歷了30年的快速發展，但從“摸著石頭過河”時期的民企發展成為市場經濟意義下的民企，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可持續力量，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金融海嘯對民企的沖擊甚于國企，在此背景下，更多的民企在于求生，而難以救急。

三是項目儲備不足的應急替代。由于中央政府經濟政策的快速轉型，爭取中央政府投資成為各級地方政府的目標，致原本用于民資的較為成熟的項目，可能被拿來應急以謀求中央政府投資；一些“拼盤”投資項目也可能應時而生，表現為政府主導下的企業重組與行業整合。另有一些大項目的增量投資申請亦順勢獲得批準。由于要與中央政府投資配套，部分地方政府呈現融資狂歡，各類融資平臺與融資工具亦精彩紛呈。

這就導致了“國進民退”的表象，其實質是金融危機沖擊下“國資”對“民資”的暫時替代。與這種替代相伴隨的是，財政資金以及與之關聯的信貸資金大量流向大型國企，由于產能過剩、多元化投資選擇難以及時確定等原因，一部分資金直接或間接流向樓市，導致了若干“央企地王”的出現，推動了主要中心城市的房價快速上漲。這便是“國進民退”暫時替代行為的貨幣表現。

趨勢：本原力量的市場增進

“國進民退”的爭議，歸根到底，是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爭議。歷史經驗和國際實踐表明，讓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與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進行有效握手，才能實現經濟社會的良性運行。這一握手的實質，是政府與市場的互補。這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本原力量。

我國經濟社會轉型與體制轉軌，需要政府增進市場。30年的發展歷程，漸進式改革目標的逐步實現，也是政府增進市場的過程。就長期而言，這種趨勢是不可逆轉的。這是政府與市場實現互補的本原力量的體現。

在危機時刻形成的“國進民退”的暫時替代行為，在本原力量的作用下，必將實現轉換。這是在未來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關鍵問題：如何把帶動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從政府主導的需求，平穩過渡到市場主導的需求。這一轉換，如能順利推進，經濟將會持續復蘇；否則能會“二次探底”。這一轉換，需要政府進一步增進市場。

基本公共服務覆蓋民企。通過醫療、衛生、教育、文化、社會保障等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的廣覆蓋，使民企的員工福利成本壓力得以緩解，有利于民企的成長，有利于民企的資產組合和退出重組。

民資進入領域需進一步拓展。完善產業進入與退出機制，引導產業增量調整，將民資引入原來審批門檻高與準入門檻高但依然有巨大增長空間的行業。建立與完善多層次金融服務體系，有利于激活民間投資。

國企與民企需進一步融合。從產業鏈的角度看，國企與民企可以分工協作，實現大、中、小企業協作并存的共生局面。從產權角度看，二者可以打破壁壘，相互融合，有利于優化治理結構。當然，所有這一切，需要政府的推動，這亦是市場增進的體現。

警惕與化解產能過剩。在當前背景下，產能過剩既是市場失靈的體現，也是部分地方政府投資沖動的結果。這需要市場與政府兩只手共同努力。以市場化的方式，主要依據市場供求關系，結合市場結構的變化，調控新增產能，壓縮低端產能。政府需要逐步調整短期政績偏好，從長期持續發展的角度規劃調整產業布局。同時，這種調整，一定要在可競爭范圍內，不能形成新的行政性壟斷。

讓我們期待，市場與政府緊握手，民企與國企共發展。

作者系暨南大學經濟學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