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目標，加大公共產品供給有助于調整政府投資結構和消費結構。初步測算，未來10年，實現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明顯提高的目標，公共服務支出年均增長率至少要達到5%左右，投資總額達到15～20萬億元。

——按照這個測算，未來3年在已確定的8500億醫療衛生體系建設支出的同時，在義務教育領域需要1.3萬億左右的投資，在基本社會保障領域需要2.2萬億左右的投資，共投資4.4萬億，三項支出大約占財政總支出的20%左右。

——這個基本公共服務投資計劃，可以在未來5年左右初步建立全國統一的醫療保障體系；初步建立一套新型的農村養老保險體系，并為建立一個低水平、覆蓋全民的養老保險體系奠定重要基礎。

——以這樣的基本公共服務支出水平為起點，估計未來3年左右，消費率大概可以提高5～10個百分點；未來10年左右，可初步建立一個惠及13億人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從而，走出一條以擴大內需為主線的改革發展新路子。

四、低碳經濟時代的轉型與改革

低碳經濟是一種新型發展模式。它不僅是本世紀人類最大規模的環境革命，而且也是一場深刻的經濟社會革命。后危機時代，低碳經濟將成為全球結構調整的重要驅動力。

世界進入低碳經濟時代，中國的大國作用和大國責任不斷凸顯。我們既要看到國際上的某些復雜因素，更要看到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在低碳經濟時代的責任和作用。主動應對減排挑戰、發展低碳經濟，重要的是結構調整和改革的選擇問題：第一，推進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改革；第二，推進能源價格形成機制改革；第三，推進環境產權制度改革；第四，推進碳交易體制機制建設。加快推進這些改革，將大大加快中國低碳經濟發展的進程。

五、政府轉型時代的改革

中國發展方式轉型與改革的關鍵在于政府轉型的突破：第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關鍵在于實現經濟運行機制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轉變；第二，適應社會公共需求轉型的關鍵在于確立政府在公共服務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第三，政府自身建設與改革的突破，關鍵在于通過政府轉型形成規范的公共權力行使的制度框架。

政府轉型從2003年SARS危機提出到現在，應當說有所進展，但是沒有多大的突破。中央政府確定以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作為基本立足點、以調整經濟結構為主線的“十一五”政策導向難以落實，重要根源在于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的特點仍很突出，尤其是地方政府主導經濟增長非常明顯，甚至在反危機中還有進一步強化的趨勢。其主要特點是：以追求GDP為主要目標；以擴大投資規模為主要任務；以上重化工業項目和熱衷批租土地為主要途徑；以行政推動和行政干預為主要手段。從現實的情況看，中國發展方式轉型的關鍵在于政府轉型與政府決策。以建設消費大國為主線的轉型與改革，需要徹底改變政企不分的體制，政府不應當也不需要繼續扮演經濟建設主體的角色；需要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政府干預和政府作用必須建立在市場基礎之上。就是說，不放棄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方式，發展方式的轉變是很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中國實現由生產大國向消費大國的轉型，既涉及到經濟領域，又涉及到社會領域，還涉及到行政領域。就是說，它是一個發展方式轉型的問題。為此，一方面要使短期的經濟刺激政策與中長期的結構調整相結合；另一方面要確立以發展方式轉型為主線的改革總體思路。并按照這一總體思路推進結構性改革：

第一，推進以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為主線的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釋放轉變發展方式的活力，使經濟增長由政府主導的需求平穩過渡到市場主導的需求上來，強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第二，推進以公共需求轉型為主線的社會體制改革，著力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矛盾，為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擴大國內消費需求提供社會動力。

第三，推進以政府轉型為主線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努力實現公共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重大突破，進一步形成中央與地方的合力，政府與市場、社會的合力。

后危機時代，中國發展方式的轉型與改革正處在歷史轉折時期。面對歷史轉折階段的重大挑戰，我們需要客觀地把握后危機時代中國第二次轉型與改革的現實需求和基本走勢，加快推進以走向消費大國為主線的戰略性轉型與改革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