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與完善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取得了理論的創新性發展和巨大的實踐效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初步建立，推動了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

從制度變遷的角度看，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已經走過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突破期和擴展期，商品經濟的要素已經充分發育，市場經濟的各種活動主體已經比較成熟，市場運行機制也已經充分發揮作用。30年迅猛變革、急促形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可以說是粗放型的，存在著多方面需要完善的問題，也就是說，面臨著從“粗放型制度構建期”轉入“集約型制度建設期”的多項任務。

我體會，正是基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這個階段性特征，黨的十六大把“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為“本世紀頭二十年經濟建設和改革的主要任務”之一。黨的十七大認真總結了改革開放近30年來的偉大歷史進程和黨的十六大以來的工作，明確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新要求。強調指出，實現未來經濟發展目標，關鍵要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并突出強調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我認為，在60年實踐的基礎上，更科學準確地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計劃性功能和特征問題，應該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重要方面。從客觀情況來看，市場經濟初步建立之后，市場的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也隨之充分展現出來。市場經濟在發揮激勵競爭、優化資源配置等優越性的同時，它本身固有的缺陷，也日漸突出。特別是在經濟總量綜合平衡、環境資源保護以及社會公正方面引發的問題，不是市場能夠自行解決的。從對市場機制和市場經濟的認識來看，現在人們對市場經濟和市場機制的歷史作用有了比較充分的認識，對市場經濟與現代化的關系也有了深刻的把握，但是，也出現了盲目崇拜市場機制和市場經濟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觀點，有不少人犯了市場幼稚病，甚至發展到對市場迷信的程度，認為似乎市場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現在出現的問題都是由于市場化改革沒有搞徹底，有人公開提出中國要照搬“歐美式自由市場”的模式，有人徹底否定“計劃”的作用，“計劃”成了“保守”、“左”的代名詞，有人把市場的本質說成是天然地要求純粹“自由化”，同計劃手段絕對對立起來，說“無形的手才是市場經濟的無冕之王、長青之樹”，“無形的手”為“主導”，有形的手必須“退出” 。在這些錯誤思潮的影響下，許多領域發生了過度市場化的傾向，像教育、醫療、住宅等領域，本來不該市場化的部分，也都市場化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有幾個敢在這些領域實現完全市場化的呢？這些領域的過度市場化，對人民群眾的生活造成了十分不良的影響。

十四大以來，我們在短期宏觀調控上，先后取得了治理通脹和治理通縮的成功經驗。但是國家計劃的宏觀經濟導向作用有日漸減弱的趨勢。計劃本身多是政策匯編性的，很少有約束性、問責性的任務；中央計劃與地方計劃脫節，前者控制不了后者的盲目擴張；計劃的要求與實際執行相差甚遠。總之國家計劃失之軟弱，甚至變成可有可無的東西。放棄GDP情結，擴大內需，產業升級，自主創新，喊了好多年，但是收效不大，這與國家計劃的約束性與問責性不強而導致的國家宏觀調控能力減弱有關。

黨的十七大重新提出“發揮國家規劃、計劃、產業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綜合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提高宏觀調控水平。” 十七大明確提出這個多年沒有強調的國家計劃的導向性問題，我認為是極有針對性的。它再次提醒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是“有計劃”的。國家計劃導向下的宏觀調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必備的內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實現自覺的科學的計劃宏觀調控與價值規律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的結合。黨的十七大突出強調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涉及的方面很多，我認為，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計劃性”問題，應該是一個關系到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總體特征的問題。現在是到了繼續堅持讓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的同時，加強宏觀計劃調控的作用、強調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主導作用的時候了。

對于“計劃”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體制中的地位，我們要有充分的認識。大家知道，宏觀調控有這么幾種主要手段，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計劃手段。只有少數市場經濟國家設有計劃機構，并編有預測性計劃，一般不用計劃手段。但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大國，有必要在宏觀調控中利用計劃手段。至于產業政策，則屬于計劃手段。規劃也是一種計劃。所以，主要就是上述三種手段。十四大報告明確指出，“國家計劃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財政、貨幣、計劃三者關系中，計劃應是財政貨幣政策的指針，財政、貨幣政策要有計劃的指導。國家計劃與宏觀調控不可分，計劃是宏觀調控的主心骨。國家計劃有年度計劃，還編制五年、十年的中長期發展規劃。年度計劃包含經濟增長速度、投資總額、財政預算、信貸總額、外匯收支、失業率、物價上漲率和人口增長率等指標，每年都由國務院提出、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準，應當是有法律和行政效力的。這些中長期規劃和年度計劃，都應該在宏觀調控中起導向作用，具有約束力。關鍵之處還應問責和追究法律責任，這樣的國家計劃才能對宏觀調控起到導向作用。

十七大重新強調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并不是如某些人所歪曲的那樣，“要回到傳統計劃經濟模式”。因為：第一，現在的國家計劃不是既管宏觀又管微觀、無所不包的計劃，而是只管宏觀，微觀的事情主要由市場去管；第二，現在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是市場，計劃是彌補市場缺陷的必要手段；第三，現在的計劃主要不再是行政指令性的，而是指導性的、戰略性的，預測性的計劃，同時必須有導向作用和必要的約束、問責功能。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再到重新強調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這合乎辯證法的正——反——合規律。這不是回到過去傳統的計劃經濟的舊模式，而是計劃與市場關系在改革新階段更高層次上的綜合。實現市場和計劃在更高層次上的綜合，就是在計劃與市場之間建立和諧關系。計劃與市場之間的和諧，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有的內容。

回顧新中國60年的歷程，我深刻感覺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是符合歷史發展基本趨勢的，又是一個螺旋式上升過程。建國60年的經濟建設進程，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前是“正”，改革開放之后的一段時期就是“反”。六十年來，一“正”一“反”才形成現在的局面，也積累了不少新矛盾。現在也到了否定之否定的“合”的階段，要對一些新矛盾進行一些新的“反”與“正”，從而在更高層次上轉向新的綜合。這樣的綜合，決不是倒退，而是在更高層次上的綜合，由此推動事物向更高階段發展。能不能堅持正確的發展觀，把這個更高層次的綜合做好，到了非常關鍵的時候。綜合得好，就能全面保持和凸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涵和特征，中國的未來將更加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