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題材影視劇以普遍認同的人文價值為視角，闡述“紅色精神”的歷史文化合理性，弘揚時代主流精神，這既使“紅色記憶”的先進文化品質在審美過程中得到了有力的弘揚，又使其藝術表達具備了更充分的人文親和力與審美共鳴度。

再次，“紅色”題材影視劇既不拘一格地探求和發掘受眾的心理積淀，又始終保持“紅色文化”的基本立場，顯示出“發乎情止乎禮義”的審美思維特征。

“紅色”題材敘事繼承了“文以載道”的藝術傳統，又包含歷史審視的人文意味，然而在文化產業化的時代語境下，實現這種目標必然要依靠市場。因此，以激發觀眾的審美興趣、發掘觀眾的心理積淀為基礎，不拘一格地調動各種審美元素，就成為“紅色”影視劇的必要策略。

“紅色經典”改編的關鍵，自然在于能否成功調動觀眾對“紅色經典”的親切感與共鳴感。新中國成立初17年的“紅色”敘事雖然理性主題相對單一，但實際上審美風貌已深具多樣性的潛質。改編者即以此為基礎，順應當今時代觀眾審美需求日益上升的狀況，不拘一格地發掘和發揚了其中諸多相關的藝術元素，從而使“紅色經典”的親切感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在原創作品的“另類”英雄傳奇和特工諜戰敘事之中，也普遍地具有一種傳奇色彩。從《狼毒花》的喝酒絕招渲染，到《我的兄弟叫順溜》的狙擊絕技聚焦，直到《小兵張嘎》喜劇色彩極濃的故事編織；從《亮劍》情節展開對主人公在革命隊伍中“另類”風格的津津樂道，到《暗算》敘事范式對“殺人游戲”的深層植入，眾多作品均表現出一種極具傳奇色彩和娛樂功能的審美要素，受眾的觀賞快感不言而喻。但在詭異和獨特之中，一種人世的況味、人生的滄桑感，卻也以詼諧而頗具傳奇色彩的形態表現出來。“紅色”題材影視劇“發乎情止乎禮義”的特征，由此可見一斑。

“紅色”題材影視劇因充分拓展“紅色記憶”的審美適應性、融合多元文化優勢弘揚主流價值、探求觀賞性藝術性思想性并具的審美可能性等方面的新步伐，而使當代中國的“紅色”敘事，呈現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審美新境界。然而這種境界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比如：到底應選擇怎樣的道路，才能使“紅色記憶”敘事最大限度地實現“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容、同莎士比亞劇作的情節的生動性和豐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到底應遵循怎樣的價值原則，才能使“紅色”敘事既珍重民族現代歷史的苦難和犧牲，又在更高的精神文化層面構成與世界文化、人類命運有效的深層對話？到底應怎樣發揮審美靈性與思想智慧，才能真正使審美的適應性孕育于歷史具體性之中、精神的共鳴度建立于高位倫理價值基礎之上？這些追問和期待將連同觀眾的喝彩，一道伴隨“紅色”影視作品創作開向更加理想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