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人們很少談這一點，主要是有一個思想障礙，即擔心人家誤解我們是民族主義者，而且當年蘇共中央就有這樣的傾向。實際上，民族主義是一個多義詞。有時，人們把民族主義等同于愛國主義；有時，人們把民族主義看作是以民族利益為中心、狹隘地維護民族利益、沒有國際責任、甚至不惜侵犯其他民族利益的思潮。對于后者，我們又稱它為“狹隘民族主義”。當年，共產黨情報局批評南斯拉夫共產黨有民族主義傾向，則是另一種情況，即認為他們的思想與行為在共產主義運動中常常同蘇共不一致。顯然，共產黨情報局沒有正確地區分不同的民族主義。而毛澤東一貫主張，要把我們的愛國主義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統一起來，既不能因為強調國際主義而放棄愛國主義，也不能因為堅持愛國主義而縱容狹隘民族主義。同時，我們要認識到，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都是歷史范疇。毛澤東說過：“愛國主義的具體內容，看在什么樣的歷史條件之下來決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愛國主義’，有我們的愛國主義?！?因此我們說毛澤東是我們中華民族偉大的民族英雄，說的是毛澤東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同時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偉大的民族英雄。

一些朋友告訴我，你說毛澤東是一個民族英雄很重要，隨著歷史的推移、世事的變更，許多事都會有變化，但是毛澤東作為一個民族英雄的地位將越來越突出。

（二）

在60年前，當毛澤東創建新中國，宣布“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的那一刻，歷史已經確立了毛澤東的民族英雄地位。

首先，毛澤東是為了民族的救亡圖存走上革命道路并選擇馬克思主義，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毛澤東出生在1893年。他出生時是鴉片戰爭之后第53年，他出生兩年后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從1840年中國被迫簽定第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到1895年簽定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中國一步一步地成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毛澤東就是在這樣一個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歷史條件下降臨人世間的。毛澤東離開韶山是1910年，到長沙是1911年，恰逢辛亥革命爆發。他目睹了這場革命的潮起潮落，更為民族的前途擔憂。毛澤東生活的這一歷史條件和社會環境，決定了中國要進步，不僅要反對封建主義，還要反對帝國主義，要把中國從帝國主義的奴役下解放出來。這一歷史條件和社會環境，造就了一批具有民主主義意識的近代愛國主義者。青年毛澤東就是其中的一員。1915年5月，袁世凱政府表示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毛澤東憤慨地寫下了四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 與此同時，他與當時許多年輕人一樣，認識到要救亡必須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以無比的熱情投入了新文化運動。1918年4月，毛澤東和蔡和森等發起成立了新民學會，開始探求中國的新路。在新民學會中，他又獨樹一幟，提出要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學會的目標。他懷抱著這一追求，去實踐，去尋找真理。經過五四愛國運動的洗禮，他在實踐中認識到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系諸路皆走不通了新發明的一條路” ，迅速地從一個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在他28歲那年參與創立了中國共產黨。回眸青年毛澤東的成長過程和思想轉變歷程，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成為一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是為了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毛澤東從一個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是因為民主主義解決不了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問題。正因為如此，在毛澤東轉變為共產主義者以后，他作為愛國主義者這一點不僅沒有改變，而且升華為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相聯系的更高層次的愛國主義。正是毛澤東所處的這種客觀的社會歷史條件和毛澤東主觀上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決定了毛澤東最終必定會為中華民族的救亡和發展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成為一名民族英雄。